蔡昉
中国的快速人口转变形成了“未富先老”特征，因而在应对老龄化问题时，面临第一次人口红利过早消失、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发困难和养老资源不足等挑战。本文旨在揭示，中国面临的挑战不仅是人口问题，更是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问题。只有正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才可能找到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正确途径。本文归纳相关国际经验和教训，提出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通过制度调整提高养老能力和未来储蓄率的可持续性，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未富先老 第二次人口红利 储蓄率的可持续性 劳动力供给
早期的人口学教科书在使用人口金字塔图解年龄结构这一人口特征时，往往会分别举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一个发达国家作例子。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金字塔，显示出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形状，即具有一个由少年儿童人口构成的庞大底座，随着年龄提高而逐渐变窄，上端是尖尖的塔顶，表明较高的生育水平和年轻型人口年龄结构。与此相反，发达国家的人口金字塔形状则更接近于一个倒金字塔形状，表明较低的生育水平和人口老龄化。如今，教科书作者只需画出中国不同时期的人口金字塔，就可以得出对比鲜明的人口年龄结构。而从动态的角度看，这也就是人口老龄化的过程。
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不仅反映了在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人口也同时老龄化这个一般规律，而且表现出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于收入水平提高速度的特殊性。在过去的30余年中，中国在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提高方面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但是，中国的人口转变更是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步伐推进。人口转变与人均收入提高之间的这种缺口，可以被表述为“未富先老”。本文在进一步刻画这个人口转变特征的基础上，讨论老龄化对中国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特殊挑战。
人们所讨论的人口红利概念是指富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这两个经济增长条件产生的正面影响，由此认识前提出发，可以得出的简单推断则是，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就消失了。许多不赞成人口红利消失这一判断的学界同行和政策研究者，实际上是不情愿接受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可能耗竭的相应推断。
其实，如我本人这样警示人口红利消失的研究者，并不必然是悲观主义者，而是认为，只有正视经济发展阶段性规律，才可能找到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正确途径。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所含的逻辑，当人口红利消失之后，过去倚重人口红利保持经济增长的国家，就进入到一个新古典经济增长环境，保持经济增长需要越来越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例如，美国和欧洲国家在高收入水平和技术前沿上，仍然能够维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得益于其不断改善的全要素生产率。而日本以及那些在中等收入阶段上就减速的国家，也恰恰是应该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而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状况。
未富先老的特征，一方面，给中国经济增长转向生产率提高驱动型模式提出了特殊的挑战；另一方面，也留给中国一定的余地，可以利用现存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保持经济增长。而无论是应对前一挑战还是抓住后一机会，都要求创造相关的制度条件，以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由于劳动力供给中实际上是包含着人力资本因素的。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固然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安排，扩大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而保持劳动力供给的充裕，但是，如果没有劳动者素质的明显提高，这个人口红利则难以实际兑现。在深化教育的前提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非要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相反，人口结构变化还创造了一些新的条件有利于扩大和深化教育，这可以被看作是从人力资本方面创造经济增长新源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人口转变引起的年龄结构变化，表现为接受基础教育的人口（即年龄在5-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的规模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与这个下降趋势相对应的则是劳动年龄人口相对滞后的变化轨迹，即后者呈现先上升随后稳定继而下降的预期变化。这两个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关系，会结合成为一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在学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趋势。这个现象的经济含义则是，教育资源的制约会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有较明显的缓解，从而国家、家庭和社会可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教育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在老龄化的条件下，储蓄动机以及为未来所进行储蓄的保值增值都仍然是可行的，而是否能够成为现实则取决于相应的制度条件，特别是养老保障制度的性质。也就是说，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由于使未来被供养人口无须依赖自己的养老资金积累，因而为此而进行储蓄的动机不能激发出来。因此，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不仅要考虑养老能力的可持续性问题，而且应该着眼于未来储蓄率的可持续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