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现在往往是，一提到国有企业改革，就说国有资产流失、可能会造成官商勾结把国有资产瓜分，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改革就难以推动。可见，现在只能依靠更彻底和更公平的市场化来推进改革，不仅在产品市场，而且在金融市场，在劳动市场和经理市场以及在各类资源要素市场，在所有的市场都要做到以公平的市场规则为基准，而不是以政府权力为准则，这样一步一步地改，作为一种公平的规则来推动，公众更能接受，阻力也就会小得多。
摆正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
中国经济时报：最近，《求是》杂志发表署名为“国资委党委”的文章，题为《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文章明确指出，要深入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国企改革，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使国有资本更多地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具有优势的行业集中，向大企业大集团集中，向企业主业集中。同时也要吸收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此，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刘小玄：我觉得我们有些概念还需要澄清，国有经济到底是什么含义，必须弄清楚，否则，许多问题就没法讨论。一般理解，国有经济大致有三个含义：一是传统的国有经济，即与计划经济相关联的，这是我们在改革前所经历过的。二是官僚资本主义性质的，即与政府垄断、官商一体相关联的，这也是中国早期经历过的，例如洋务运动，1949年前的某些阶段。三是国有经济在市场失灵下行使其补充职能，在市场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在某些自然垄断或某些外部性效益很大的部门，国有经济则可以比私有经济能够更有效地提升社会福利最大化。在这个意义上，我想，第三种范畴的国有经济，应当是我们的发展目标。
还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究竟还要不要搞市场经济，如果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是明确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如何摆脱原来固有的计划经济思维方式，摆脱以政府垄断为目标的政商合一的取向，真正摆正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发展国有经济，这才能获得全民最大化福利的社会发展。
如果这个关系没有处理好，我们说理直气壮地发展国有经济，就缺少了一个基础，即在什么基础上发展国有经济，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发展国有经济？还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发展国有经济？或是依靠官僚垄断来发展国有经济？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厘清，我们的发展就会走向歧途，我们的经济结构就会越来越畸形，各种矛盾就会越积越多，最后就会陷入难以摆脱的经济困境。
国企利润不是靠竞争力取得的
中国经济时报：近年来，国企发展正面临 “国进民退”和上缴红利太少等诸多争议。你是如何看这两个问题的？
刘小玄：国进民退是肯定存在的，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这种情况非常明显。有的人拿数字来说，国企有多少数量，民企增长数量更快，单从这个数字看不出，要看垄断性的市场控制力，国企的垄断控制力不仅在所谓的七大行业明显增强，而且在所有领域都增强了，包括不少竞争的行业也得到了明显增强。在竞争行业，市场控制力增强就意味着你的垄断地位增强。尤其是这种垄断不是靠竞争力取得的，而是靠行政干预、靠优惠政策待遇、靠与公共权力的特殊关系得来的，在这样的政企不分、政商合一的基础上，一些国企获得了垄断性的市场地位与大规模的经济扩张，显然是不合理的。如果是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靠创新得来，那么无可非议，但是我们看到的却不是这样，更多的国企兼并是依靠行政力量去推动，去扩大它的地盘，靠银行雄厚的融资力量来支持这种兼并，靠国企的特殊背景和后台去大举扩张，兼并民企，这种扩张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生产效率的增长，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垄断势力。
至于上缴红利太少，也是跟 “国进民退”联系在一起的。靠国家给予的垄断经营权，得到国家特许权保护的企业，自然就应该上缴红利，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里的上缴红利实质上就是国企得到的垄断利润或垄断资源的租金，而并非国企自己创造的价值的增值。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下，如果国企与民企完全平等竞争，没有优惠或保护，就不会发生“国进民退”的现象，国企与民企就会逐渐趋同化，统一在某种最有效率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制度框架下。那么，依靠合理竞争得来的红利，则应在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合理分配，这是公司治理的问题，也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行使的企业自身的权力。可是现在我们的情况并非如此，因此，上缴红利也是在目前国情下的权宜之计，是在行政垄断一时难以破除的特定情形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政策。
中国经济时报：最近，“部门预算公开”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迄今，已有92个中央部门公布了2012年度预算。有人认为，国企就是企业，和政府部门不一样，公布财产不合适，也不必要。你怎样看待这种观点？
刘小玄：就一般企业本身来说，不需要公布财产或预算，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公共企业、上市公司，就应当按照规定适当公布。我们看到，国企兼有公共企业，又兼有政府某种半官方的身份，又带有上市公司的特点，这样一来也就应该透明地公开信息，否则就不要打着国企的牌子。如果完全像民企一样的，不具有政府身份，经营管理者不是政府任命的，是靠自己提拔上来的，靠市场招聘来的，或者从事一种竞争的产业，完全靠竞争打拼，你当然可以有自己的隐私。
国企作为全民所有的企业，是公共性质，如果不公布预算，谁知道里面是否存在黑箱操作。否则的话，国企的腐败问题就很难治理了。而民企有腐败不怕，因为有市场制约，如果贪污多了，企业就垮掉了，没有市场竞争力了，但国企可是用全民的资产作抵押的，亏了也不是自己的，因此腐败问题层出不穷是与国企的这种制度密切相关的。
国企改制创造的价值比流失的多
中国经济时报：众所周知，改革越是向前推进，碰到的阻力必然越大。那么，你认为当前的国企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阻力有哪些？
刘小玄：现在的阻力比原来大。十年前阻力还很小，那时全国上下改革的呼声都很高，现在经过十年的沉淀，再加上改革当中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改革就停了下来，一停下来要想重新启动就不那么容易了。
现在阻力很大，方方面面都有。首先，既得利益集团是最大的阻力，既得利益集团手里掌握着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收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们不愿放弃这种市场控制权和垄断权以及不受监督的公权力，这就是改革的最大阻力。
其次，我们往往把两种收入差距相混淆，一种是靠竞争、靠能力去打拼，靠勤劳致富造成的，这实际上是市场经济造成的差距，有些差距是合理的，有些需要适当调整即可。另一种是腐败造成的，是由公权力与市场的腐败交易造成的差距，这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现在人们往往把公权力腐败和不正当垄断造成的差距，与正当的竞争、合理的企业改革造成的差距混在一块了，这样有些老百姓搞不清楚其中的区别，受到了某种误导，觉得好像都是改革造成的收入差距或贫富差距，因而对改革形成了某种不利的舆论。
实际上，从整体上来看，国企改制创造的价值比它流失的多得多。改制与不改制相较，我们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这一点简单地从改制前后的对比就能看出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来消除这些弊端，而不是因噎废食，这就需要政府拿出更多的勇气和智慧，才能切实有效地把改革向前推进，才能让改革为公众所接受。
总之，从根本上来说，需要政府拿出一个综合配套的改革方案，能够公平地兼顾各方利益，让改革受损者得到必要补偿或赎买，让受益者能够通过公平竞争得到其利益，让社会保障充分发挥其“稳定器”的作用。只有这样，改革才能减少阻力，真正发挥其推动力的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当前的国企存在哪些问题？
刘小玄：国企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行政垄断。国企借助政府权力，获得市场支配能力，因而能够通过对方无选择的不公平交易获得不合理的高收入，这些垄断者的高收益，实际上来自非国企及其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来自消费者应有的剩余。这种行政垄断的结果，不仅造成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损失，也是目前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国企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很大。国企现在最底层员工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些员工，而是外包的，是劳务公司派遣的，这些员工往往得不到什么保障，有的连最起码的失业保险都没有，工资也非常低。还有的国企，对于改制时的老员工采取了一推了之的方法，以至于到现在这批人还享受不到应有的权益，该落实的政策也还未落到实处。
此外，国企缺乏创新能力。因为他们没有长期行为的目标，国企老总一般当一任两任，也就三年五年，最多七年八年，因而短期行为十分常见。短期行为的结果就是不愿创新。创新是需要长期行为的，不是说今年投入就能马上出成果，往往需要投入好几年，然后在较长时期才可能出成果。等到出成果的时候，原先的领导者就可能不在任上了。国企缺乏长期行为的目标，缺少核心竞争力，缺少品牌意识，缺少一种内在动力驱使其努力地去多创造企业的长期价值。
下一步国企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更深入和更彻底的市场化
中国经济时报：面对上述问题，你认为接下来的国企改革将如何推进？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刘小玄：我觉得比较好的切入点还是要从市场化着手。我很同意这种观点，即下一步国企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更深入和更彻底的市场化。
市场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就会给每个企业做出一个合理的评价，你这个企业是不是应该生存下去，是不是可以扩大还是缩小，或者是消亡，市场会给出一个公正的评价。如果我们有一个公正的、合理的、公平竞争的市场，那么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市场来做出判断和裁决，而不是靠政府规定和干预。政府没有这个能力去裁决企业的好坏，而市场是有这个优胜劣汰的能力的。实际上说到底，市场的权力就是消费者的权力，市场就是让消费者投票，来决定这个企业是不是该生存。
所以，我们要重新把市场化这个大旗打出来，这实际上又回到了十几年前那个改革的起点。这是目前能够被大众所接受、也能够被目前各级政府与各个企业所能接受的比较公平的一个口号。现在往往是，一提到国有企业改革，就说国有资产流失、可能会造成官商勾结把国有资产瓜分，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改革就难以推动。可见，现在只能依靠更彻底和更公平的市场化来推进改革，不仅在产品市场，而且在金融市场，在劳动市场和经理市场以及在各类资源要素市场，在所有的市场都要做到以公平的市场规则为基准，而不是以政府权力为准则，这样一步一步地改，作为一种公平的规则来推动，公众更能接受，阻力也就会小得多。
把民企当做一个完全平等的经济主体
中国经济时报：此前，国资委以公益性与竞争性划定国企改革方向，对此引来不少争议。作为长期研究国企改革的专家，你认为，国企改革应该遵循哪种改革路径？
刘小玄：公益一般是慈善机构做的事，不是企业做的，企业赢利是第一目标，否则就不用办了。不过现在许多企业也做一些公益，但这是辅助性的，不是他们的主业，也谈不上做了一点公益就是公益企业。如果说国企是公益性的话，那就跟它的目前定位不相符合了。国企强调它的竞争力，强调做大做强，这显然与公益性挂不上钩。当然，如果国企定位在市场失灵的一些领域，比如一般企业不愿做的，或者谁做了谁就可能亏本的，但是对社会公共利益是有很大好处的，这样的领域才叫公益性领域，这种事情国企应该做。但是我们现在的国企往往是亏本的不做，赚大钱的才做，不能因为赚了大钱的国企稍微拿出了一点小钱，做了一点公益，就认为他们是公益企业。
公益性是对全民有好处，但对企业或个人可能是得不偿失的，这样的事政府应该做，责无旁贷，国企如果能做，那定会获得民心。问题在于，国企的收支不是透明的，老百姓没法判定它们从垄断得到的好处多，还是为公益做的贡献大，这可能永远都是说不清楚的事情。所谓产权不明晰，可能根源之一就在这里。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面临这样一个现实，就是民营企业发展面临困境，国家需要的时候就积极扶持，不需要的时候就撇开。
刘小玄：的确是这样。改革以来对民企政策的反反复复，都证明了这一点。政府始终没有搞清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当是平等的，而不是后者是前者的附庸，同时，也始终未摆正国企与民企关系和他们应有的地位。
现在要“稳增长”，不能像前两年那样，完全靠国家投资拉动，否则又会出现通货膨胀等问题，而是要靠民间投资，但民间投资可能不是那么愿意跟进投资，他们害怕了，因为他们觉得政府不是真正在尊重他们，不是平等地来对待他们，而是把他们当做一个工具，需要的时候就要，不需要的时候就丢开。
总之，要真正尊重民企，把他们当做一个完全平等的经济主体，享有他们完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而不是由政府随意说了算。只有在一个真正独立的、不受干预的法律基础上，在任何企业，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享有完全平等的财产权利的制度框架下，民企才能够发挥他们的更大的作用，才能发挥其扭转经济畸形的积极功能。
刘小玄简介：
1969年—1978年在江苏农村插队，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毕业。 1985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现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微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主要从事微观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研究，企业和市场的实证研究，中国经济转型和改革的研究。
从事职业科研工作以来，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Journal ofDevelopmentEconomics》、和《Journal ofComparative Economics》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论文《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获得2005年度孙冶方经济学奖，论文《宏观非均衡模型的比较》、《双重目标的企业行为模型》、《企业边界的重新确立》分别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第三届和第五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2001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