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外财经报刊纷纷以“萧条”、“衰退”、“危机”等词汇为标题，对经济萧条进行各种解读和报道。中国出版界也纷纷出版、翻译、重译了一批以萧条和危机为主题的经济学著作、通俗读物和小册子，有些甚至成为畅销书。在对萧条的各种解读当中，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希望从历史中得到启示与教益。如果说普通民众对萧条经济学的关注更多是出于一种“临时抱佛脚”心态的话，那么经济学家对萧条经济学特别是大萧条的研究，则本身就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所说：“解释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
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针锋相对
自大萧条爆发以来，欧美经济学界对大萧条的研究从未中断。不过，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解读当属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及弗里德曼和施瓦茨于1963年出版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据此，大萧条经济学也可分为货币主义解读和凯恩斯主义解读两大对立的流派。
无论对现实经济政策还是对经济学本身的影响，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无疑是西方经济学两个最大的流派，二者对大萧条的解读也极为针锋相对。在关于大萧条的许多问题上，两派的观点截然不同。两大学派争论的核心问题如下。
问题一：什么原因导致了大萧条？在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学派看来，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供给量的大幅下降；而货币供给量的大幅下降，源于美联储的错误政策。相反，在凯恩斯本人及汉森看来，投资支出的自发减少才是总需求减少的原因；而在Temin看来，大萧条的原因在于总需求方面特别是消费支出的自发下降，至于大萧条中货币量的紧缩，不过是真实产出下降的结果，而非原因。
问题二：货币量为何下降了？在货币主义者看来，货币量的下降主要是货币供给的下降，而不是货币需求的下降，因为根据货币数量论，货币需求是相对稳定的。当然货币需求也有下降，但其程度并不大，如果没有货币供给的下降，经济中的货币量不会下降那么多。但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货币需求的下降才是最重要的原因，按照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在“流动性陷阱”中，即便增加货币供给，也无法提高货币需求。而货币需求的下降，正是由真实产出的下降引起的。著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之一托宾在与弗里德曼的长期论战中，就曾批评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对大萧条的货币主义解读，缺乏明确的理论基础以支持其关于货币和产出的因果关系。托宾指出，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并不代表先发生的就是“因”，后发生的就是“果”，所以，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不过是“缺乏理论的经济计量”。
问题三：美联储为何不增加货币供给？在货币主义者看来，不增加货币供给，正是美联储所犯的“错误”。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更是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一书中，把美联储所犯“错误”的原因追溯到了1928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首任总裁Benjamin Strong的去世。言下之意，若有此人在，则美联储庶几不至犯大错，大萧条或许也就不会那么严重。相反，凯恩斯主义者如Temin认为，当时美联储并不把拯救银行业危机看做是自己的义务。另外，在有些学者如Abramovitz看来，根本无法指望美联储在坚持金本位的同时有所作为，美联储之所以“犯错”，实为“无奈”之举。戴着“黄金枷锁”，很难有所施展（注意此处与正统凯恩斯主义有区别，不再强调增加货币供给“无用”，而是强调美联储在此问题上“无奈”）。
问题四：美国在金本位制下是否真的难有作为？在Temin和Eichengreen等看来，由于金本位制的束缚，美联储只能在此框架内陷于被动应付的局面，很难施展手脚、有所作为。美联储在大萧条中未能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并非一个政策错误，而只是在维持金本位制的框架内行动。但在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罗默、Cecchetti等看来，即便在金本位制下，美国在货币供给政策上仍然有许多可为之处，有较大的可操作空间。
问题五：金本位制在大萧条当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在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卢卡斯等人看来，金本位制不过扮演了一个“传播萧条”的角色，即把源于美国的萧条传递到世界其他国家，其本身并不是导致大萧条的原因。一句话，金本位制不过是个传播机制。但在Temin、Eichengreen包括伯南克等人看来，金本位制不仅是大萧条的一种传播机制，而且本身就是大萧条深重的主要原因之一。
问题六：以后来的观念来责备当时的美联储，是否是一种苛责？1985年，萨缪尔森在一篇题为“屈从凯恩斯主义”的文章中指出，责备美联储在大萧条时不增加货币供给是不公平的，因为这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做法，超出了美联储当时的考虑范围。以这种“后见之明”去责备当年的美联储是一种苛责，当时的美联储根本想不到增加货币量，以应对通货紧缩和货币供给减少的“现代”观点。与此针锋相对，弗里德曼认为，萨缪尔森的这种说法完全无视当时的事实。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一书中，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提到，作为美联储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自1929年起就一贯地倾向于较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所以，弗里德曼认为，责备美联储并不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做法。与弗里德曼一样，Cecchetti也认为，要求美联储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并不是一种“苛责”。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增加基础货币仍能防止金融体系的崩溃，所以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关注基础货币量而不关注美联储的最后贷款人功能，是不对的。
当然，关于大萧条的争论问题还有许多，以上不过略举其荦荦大者。有些争议涉及对史实的解释，有些争议涉及解释史实所使用的理论。前者如对“新政”诸措施的各种评价、对《国家复兴法案》的评价等，后者如对费雪的“债务通缩机制”的评价和运用等。
“共识”：总需求下降是主要原因
当然，这并不是说除了这两种流派之外就没有其他流派。如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就自成一体，对大萧条有自己独特的解读。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人为制造的繁荣的必然结果”。因此，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必须到股市崩盘之前的经济结构中去寻找，到20世纪20年代人为制造的繁荣中去寻找。奥地利学派认为，之前过度的信贷膨胀和过度投资导致的经济结构的失衡，是大萧条的根源所在。另外，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Ohanian，在其独自及与Cole合作的一系列研究大萧条的论文中，从总供给角度入手，通过大规模的计量经济模型，得出了与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均不相同的解读。在Ohanian看来，生产率的冲击才是导致大萧条最重要的原因，而货币供给量下降只能解释1/3的大萧条。并且，Ohanian的研究不仅否认对大萧条的货币主义解读，也否认对大萧条的凯恩斯主义解读。赞赏其观点的人认为，他是“偶像破坏者”，称其与Cole发表于2000年的论文《美国大萧条中货币与银行冲击的再检验》为“终结者论文”；而不屑于其观点者如Temin，则称这种对大萧条采取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解读的人，不过是一群“头脑发热的怪人”。
经由半个多世纪对大萧条的研究，关于大萧条爆发的原因这一问题，西方经济学者已取得了比较广泛的共识，除奥地利学派以及上面提到的Cole和Ohanian之外，不论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货币主义者，如凯恩斯、汉森、弗里德曼和施瓦茨、Temin、伯南克、Eichengreen等都认为，总需求下降是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区别在于，两派对总需求下降原因的解释完全不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