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经济研究所）
来源：2012年10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肇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使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乃至一般公众不得不重温凯恩斯：非理性因素或者动物精神会影响人们的经济决策。事实上，今天很少有人怀疑迅速蔓延的恐慌是使全球陷入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之一，而重建信心正是各国政府救市计划的核心内容，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人“相信”的经济会真正迎来复苏。
在当今的经济学界，公众的信心、情绪，或其他非理性因素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受到了愈来愈多的关注。
从理论角度来说，一系列的研究表明，与经济基本面（如偏好、要素禀赋、技术等因素）无关的信心波动，可以看做纯粹外生并且随机的“黑子冲击”（即非基本面冲击），使得市场均衡状态不再如经典的阿罗-德布鲁分析框架所描述的那样具有确定性与唯一性。相反，在由纯粹心理因素造成的信心波动的影响下，市场有可能出现无数不确定的均衡点。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在于经济活动中的规模报酬递增、外部性与不完全竞争等因素。此时，信心会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在基本面不变的情况下，预期越乐观，则实际的产出水平会提高，反之亦然。
然而，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信心或情绪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尚不十分明确。这一点尤其反映在许多关于量化的消费者信心水平对消费支出或总产出波动预测力的计量研究中。一个主要分歧在于，人们对于经济形势或乐观或悲观的态度，究竟能独立地引起未来经济波动，还是说这种态度只是在对现有的其他经济指标的综合考量后作出了理性判断？据笔者所知，此方面的讨论，大多限于发达国家的经验，而关于中国的相关研究还比较缺乏。
为更好地理解情绪与实际经济运行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具体体现，笔者应用相关的时间序列分析框架，对中国的数据进行了考察。
在介绍相关计量结果之前，先简要介绍衡量消费者预期的有关指标。
首先应指出，由于公众的信心或情绪难以直接测量，所以在研究中往往利用对消费者的调查数据编制相应指数，以定量地刻画信心水平的变动。在国际上，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对此类调查研究开展较早，理论框架也比较成熟。如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密歇根大学便开始通过调查方式对消费者情绪进行量化。而自1967年，美国经济咨商局也开始发布消费者信心指数。在英国、日本、加拿大等地，自1970年代至1980年代以来，类似信心指数也开始被编制并广泛用于研究与决策。
而我国的相关工作起步较晚。自1997年12月，国家统计局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开始在“消费者信心调查”的基础之上，编制月度消费者信心指数。尽管关于此调查的一些细节，如问卷设计和抽样方法等尚未对外公布，但从形式上看，中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与上述美国的两大信心指标体系十分接近：均由一个预期指标——消费者预期指数和一个即期指标——消费者满意指数，以某种权数合成而来。前者由一组前瞻性的问题得到，包括被调查人对未来经济状况和总体走势的评价。后者由一组现时性的问题得到，包括被调查人对当前经济状况以及主要耐用消费品购买时机的判断。由于笔者的关注重点主要在于消费者情绪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影响，所以在研究中用消费者预期指数作为反映情绪变动的指标。此外还应强调的是，因为问卷对象主要是我国70个主要城市的城市居民，广大农村居民的消费情绪没有在调查中得到体现。显然，这将给我们的实证结果带来一定偏误。
在2005年至2010年间的月度数据的基础上，笔者利用计量方法，对上述所说的消费者预期指数和反映宏观经济走势的重要指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这两者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剔除了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率、全国房屋建筑新开工面积增长率等经济基本面指标的影响之后，中国消费者预期指数仍然对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有一定的预测力。具体而言，纯粹的消费者心理预期的波动，可以预测或解释未来一定时期的3%—8%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波动。
从数值上看，尽管这一预测力并不很高，但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由于此研究中已经将同经济基本面相关的消费者预期变化剔除，纯粹的心理因素对实体经济的这种统计上显著的解释力应当予以重视。第二，有理由相信，在市场出现较大起伏动荡的特殊状态下，消费情绪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应当远远超过一般状态下的影响。第三，消费者预期同消费支出的关联最为直接。但在我国，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所以据此可以推断，中国消费者的心理预期对经济波动的解释力可能小于发达国家。
以中国经验为例，上述分析再次表明公众的心理预期对经济运行有着独立的显著影响。而这一结论对决策者的启发主要在于，应当在进一步完善消费者信心调查体系的基础上，深入考察、发掘其中反映的有关信息，准确把握公众心理的起伏，及时、有效地采取各种预期管理措施加以干预，以防范由心理因素造成的经济波动，特别是系统性危机的“自我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