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结构性减税更注重和强调有选择的减税，是为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水平，使优化税制结构服务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落脚于有针对性地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之上。
我国目前面临贸易部门比较优势逐渐下降、要素成本逐渐上升的压力。从国际上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后发国家来看，潜在经济增速下降阶段就意味着经济结构需要系统调整。未来的经济增长机会和动力，也将来自于各个产业结构性发展。
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
作为中国正在推行的结构性减税的重要部分，企业将因此减少重复征税压力，降低税收成本，从而“减重前行”。仅从中国的上市公司看，目前的税负水平依然偏高，企业研发方面的资金却偏少。中期财政政策应该发挥财政政策调结构的特点，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粗略来讲，对于未来可能成为经济先导产业的新兴行业来说，应该给予更优惠的税收待遇，鼓励其发展。同时，大力降低目前物流领域的税收负担，促使全国范围内交易成本的降低。更为重要的是，要更加重视未来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对部分服务业继续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着力降低服务业整体税负，促进其长期发展。
结构性减税更注重和强调有选择的减税，是为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水平，使优化税制结构服务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落脚于有针对性地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之上。从具体的结构性减税措施来讲，一是应推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减少增值税、营业税并行对于市场要素流动的现实阻滞，为我国服务业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税收环境，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通过税率设计，可以降低间接税比重，削减政府生产税收入，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减少政府收入对居民收入的“侵占”。增值税自身具有公平和中性优势，可以更大限度避免重复征税的问题，为产业分工细化创造公平、中性的税收环境，符合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
二是应继续推动个人所得税对收入调节的作用，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和调低中低收入者的税率，发挥税收对初次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个税起征点的调整随着各年居民收入增长逐年提升，并形成长效机制。如果能保证一部分高收入者的税收定向用于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支出，那么将更能提高这一机制的科学化水平。
三是应该进一步健全支持中小企业、研发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广大中小企业可能代表着未来经济增长的方向，部分子行业可能是未来国民经济的先导。结构性减税政策能够帮助企业在初期弱势中成长，增强企业研发的投入力量。事实上，财政部《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133号）明确规定，从2010年1月1日起，小型微利企业将获得一年期所得税优惠，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我们认为，应该对中小企业实行更为明细的分类税收优惠政策，同时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税率优惠力度。
长期来看，未来我国经济将更加依赖内需，居民消费和服务将是未来经济增长需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我们也必须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进一步加强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增加预算收入和支出的透明化，规范中央地方财政关系，逐步降低税负水平和加强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将是更为长远的财政改革目标。
审慎的货币政策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
货币政策方面，中期来看，应该认识到，之前依靠对冲外汇占款、发行央票和调整准备金为主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可能需要重新设计。随着未来我国贸易顺差的缩小，新增外汇占款规模可能逐渐变小，以往通过央票和准备金率调节基础货币投放的体制，应该更多地调整到一般性公开市场操作和对商业银行再贷款和贴现手段体系中来。这一调整可能在短期并不迫切，但是中期来说，随着我国贸易盈余的平衡和海外经济体的结构调整，将变成一个中期必须应对的任务。
长期来看，我们需要注意两点。（1）参考美国货币史和日本1970年代央行的经验，潜在增速下降阶段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更为谨慎。这主要是因为，当期的潜在增速不能测准，人们往往根据经验惯性抬高对经济合理增长的预期，但是这个曾经是合理的增速相对于当期的潜在增速已过高，因此原本是保证合理增长的货币政策现在可能失之为过于宽松了。这一现象在美国1960年代和日本1970年代初都出现过，而后日本央行在70年代末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吸取教训，一直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平稳地对抗了通胀压力。（2）一些跨国的经验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可能会使得通胀对产出缺口的弹性变大，换言之，就是为了保增长而略微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引起比以往更大的通胀压力。我国目前正朝向老龄化社会迈进，在这个过程中，用于保增长方面的货币政策应该更为谨慎。
随着中国金融深化的进程加快，直接融资的作用越来越大，传统的广义货币的统计范畴已很难全面刻画社会流动性的总体水平。即便是央行现在采用的社会融资总量指标，也不能完全追踪全社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货币创造。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深化到一定阶段，依靠数量型统计口径衡量流动性的准确性在降低，美国和日本等相继放弃了各自的M2或M3目标，转为利率这一价格型目标。我国在金融深化过程中，也应该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建设好银行间利率市场。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将有利于货币政策科学化，也为今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换做好准备。
在新一轮全球货币政策宽松的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肩负着保持短期经济增长稳定的任务，同时也承担着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任。未来一段时间，谨慎的货币政策和结构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是常态，并应该抑制住为了保增长而出现的过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在量化宽松的大环境下，更加需要注意未来的通胀压力。总之，短期保稳定，中期调结构，长期建设公共财政体制及利率市场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将是帮助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